压抑的呓语，时而带着哭腔的哀求，甚至偶尔失控的惊叫，常常在深夜的宿舍里响起，不可避免地吵醒了熟睡的舍友。
“谢言？你怎么了？”起初，舍友是带着睡意的关心。
可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，并且谢言梦中反复出现的名字是“江砚”，这个人他们或多或少都认识，毕竟他曾是心理社社长的学长，舍友们看向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复杂起来。
“他最近怎么回事？老是喊江学长的名字……”
“精神状态好像也不太对劲，眼神直勾勾的。”
“他和江学长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？”
这些若有若无的议论，哪怕只是压低声音，也像针一样扎在谢言过度敏感的神经上。他恨不得立刻找条地缝钻进去，或者，更极端一点，拿把刀彻底了结自己，就不用再面对这难堪的境地，不用去解释那根本无法宣之于口的、肮脏又扭曲的关系。
他怎么告诉他们？说他自己像个实验品一样被圈养、被研究，最后又被像垃圾一样丢弃？说他对那个施加痛苦的人产生了可悲的依赖和深入骨髓的思念？
这太难了。比杀了他还难。
白天的状况同样糟糕。精神恍惚成了常态，头疼像有钻头在持续凿着他的太阳穴，一阵猛过一阵。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，老师讲课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模糊成一片无意义的噪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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