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切实的让人们能遵守，他也不断的降低农业赋税，取消汉时的苛捐杂税，提高卫生水平，降低普通民众的生存难度。
若非生存所逼，人均存活率太低，郭鹏觉得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把不到十岁的女儿嫁出去生死由天。
这些年来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繁荣与稳定，民间农家女子十一二岁就嫁人生育的消息是没有再听说过了，他规定的十四岁最低年龄得到了贯彻落实，深入民间，扭转了人们的认知。
这是郭鹏感到欣慰的一点。
至于统治阶级内部，那就简单多了。
无论什么时代，他们的生存难度绝对不会比普通民众低，所以他们的孩子的存活率也普遍更高。
为此，稍微晚一点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并非难事，不会因为晚一年把女儿嫁出去就会导致整个家庭没饭吃，为此破产。
男子十八女子十六的倡议也在统治阶级内部盛行——虽然说是倡议，不强制执行，但是你要是搞早了，会有隐性的前途负担。
这种隐性的负担不体现在表面，但是却隐隐的能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能让官员们认可为潜规则，不得不遵守，否则前途堪忧。
为了这种无所谓的事情而耽误前途，官僚如何愿意呢？
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的阻力反而是最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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